“作为团体的敌人，那就是‘公敌’，因为任何与上述人类群体，尤其与整个国家的群体有关的东西，均会通过这种斗争关系而变得具有公众性。广义上讲，站在这个法庭上审判的，乃是‘公敌’，而并非‘仇人’。”
“诸位，邓布利多是我们每个个体的仇人吗？邓布利多先生的仇人是哪些人？他的仇人是我们吗？”
我站在低处，见那些巫师交头接耳，麻瓜们茫然地坐着。巫师们自然不愿意被打成邓布利多的仇人。要知道，他们能够走到今天，自然是靠着左右逢源的本事。站队对于这些老家伙而言还是太刺激了。
“信众朋友们，相信诸位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我代为申辩的是怎样一位温和的老人。邓布利多先生是一位教师，一位老师又如何为站在这里呢？”
“有人将他污蔑为公敌，把他当成每位群众的敌人，仅因为他是污蔑者的敌人。先生们，经文上曾广义地引用那句话——爱你们的仇敌，诸位在告解室也多次将此语脱口而出。但是，我相信诸位也明白，此处的仇敌并非指政治上的敌人，我也认同公敌需要接受审判。正如同我们的多次远征。”
“对于公敌，基督徒与穆/斯/林历经千年的斗争中，基督徒从未因为‘爱’而放弃欧洲，向撒拉逊或土耳其人投降。对于‘公敌’的审判是具有世俗意义的。只有在私人领域，去爱敌人，爱仇敌才有意义。”
“而污蔑者摒弃这一美德，他们意图玷污法律与政治，在对立面代替我们去审判他自身的敌人。不爱、不信，这难道不是控告人的罪过吗？”
“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。”康奈利·福吉不顾身边人的反对，站起来朝我大喊：“你是想代替法律审判我吗？”
“靠着这些连局势都弄不清楚的麻瓜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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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派丽可偷换了一系列概念，又用尖锐的“仇人”、“敌人”来使反对派感到不安。邓布利多足够强大，但是他表现得太没有威胁性了，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与他对立会引来什么。
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使邓布利多脱罪，或者说，最终目的并不是这个。
申辩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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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与里德尔一起坐在餐桌前，家养小精灵正将盘子摆在餐垫上。一楼餐厅的枝形吊灯已经有些年头，里面的钨丝把上层玻璃熏黑，灰尘藏在细小的裂缝里，将原本就不光亮的吊灯紧紧拢住。
当天晚上，我们喝了一点烈酒。等瓦里西拼命把我摇醒的时候，我正站在河床上。那时候我的大脑还在发热，心里想着，我，正在毫无痛苦地化作蒸汽。
只要别人不来打扰我，只要一小会，我心想，任何人都无法给我添麻烦了，我也不会带给人任何麻烦。我会变成从树梢上升起的蒸汽。
栅栏外面的大狗又吠叫起来。在恐惧、回声和夜晚寂静的作用下，狗的叫声就像是敲响的锣鼓。
汤姆·里德尔正坐在餐桌前面，他的白色茶巾仔细从杯子的玻璃花纹上滑过，不放过一丝一毫可疑的沉淀。
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写字台上。桌子上打开着一本关于欧洲战争的记录，那是比车臣更加久远的东西，但是战争总是战争，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繁衍。
车臣将数万人的死亡带到欧洲的公路上，而记录翻开处却是翻译沃兰德的序语。
我们读这篇文章，大脑处理一个又一个字母：
1965年发生的事将主导南亚至少五十年！
我们再读下去：
露西出生在1965年，他说，如果她是个不懂得拒绝的女孩，到1980年，她的命运将展开枝桠。
这是个并不重要的信息，我们的大脑现在遗忘它。在颤颤巍巍的字节中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游行在思维的街道上。
里德尔在乎的是1995年，而果实的孕育是在1992年。
他说：“如果我想到举办一场宴会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“每个人都到场。”我回答。
而在这一天的晚上，他同样问出这个问题。连带着，他问道：“怎样才能使每个人都到场？”
“给他们发邀请函，邀请函里再夹上一张优惠券。”我回答他。
我以为里德尔会对战争记录中的景象感到迷惑与震惊。毕竟，麻瓜一场战争所消耗的人数就是英国巫师的总量。
我以为他会这样，我们相处的经验使我产生这种感觉。
但是这一话题从未被提及，直到我自己提到战争。里德尔问我，这几年跟从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，我回答说：“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处的。在神秘人那里，我只能想到无穷无尽的疯狂与杀戮，但是在您身边，我看见了‘理性’。”
“是的，这是我与他的不同之处。”里德尔说，他指了指战争记录，问我那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。
“并没有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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